树立新开放观，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树立新开放观，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张幼文

在中国对外开放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外开放的意义与目标已经有了全新的内容。以新的开放理念探索新的开放目标，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思考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是非常现实而紧迫了。我们需要回答中国开放型发展道路中出现的新问题，寻求进一步开放和更有效益的发展新思路。
完成这一任务可以从提出“新开放观”出发。“新开放观”是从对外开放与发展的成就与现实出发，探索更高阶段开放和更高效益开放的新的理念。如果说目前的开放观是突破旧体制旧观念束缚以实现开放的话，那么新开放观就是要解决如何提高开放效益的问题；如果说目前的开放观重在政策激励实现开放度扩大的话，那么新开放观则在于以战略和体制的优化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一、 提出新开放观研究的现实依据

“新开放观”的提出并非笔者企图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也不是纯粹理论创新的需要，而是我国对外开放发展现实的需要。在笔者看来，提出新开放观的必要性或现实依据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激励型开放政策已激化国内发展模式的矛盾
过去25年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显著特点或曰基本性质是政策激励。激励性的政策促进了外资流入，刺激了企业走向世界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激发了各级政府的工作向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转变，这一切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动力。
然而，在获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这种政策激励型开放模式也伴随着一些副产品。在积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时机的战略下，一批污染环境，严重消耗资源的产业进入了中国，产业结构就整体看提升了，但中国却仍然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地位，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严重。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意味着，这样的开放道路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中国的严峻性与开放是密切联系的。
政策激励型的开放模式中隐含着国民利益的损失。这是因为，政策激励总是意味着要素扭曲的形成，受到激励的经济主体和地区有更大空间降低个别成本，吸收更多的资源，事实上这是在提高社会成本的基础上实现的。扭曲意味着国民利益的减少。与此同时，激励型开放道路也是发展不平衡的一大原因。改变开放政策性激励的基本特征，改变开放的现行模式，是一个战略性调整的重大问题。

2、粗放型开放方式已引起与外部世界的摩擦
与开放折政策激励型相联系的，是粗放的开放模式。无论是对各级政府来说，还是对企业来说，政策激励总是围绕着更多的外资项目数和更多的外资金额，更多的创汇和更高的GDP，以及这些指标的更高增长率。各地出现了大量没有税收、没有技术、甚至不创造就业的外资项目，同时又使一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形成了土地资源不可挽回的流失，而创造的可能只是一些开放性的形象工程。对GDP指标的片面追求更加剧了外向型经济中的粗放性，因为外资项目虽然没有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和国民收入，但却可能较快创造GDP；出口实际效益不高，却也能显著地增加了GDP。
GDP主导的发展理念不仅加剧了开放的粗放性，而且导致了中国发展道路与世界的磨擦和国际社会的担忧。大量引进外资在客观上形成了与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国际资金竞争关系，在现象上使一些国家感到中国的发展对他们不利。对出口数量指标的追求导致了各地、各企业之间的廉价竞争，不仅国家利益流失，而且还导致一些国家对我国的反倾销，贸易争端大量由我国的廉价竞争策略而引起。总起来说，与外部世界的摩擦是与粗放型的开放模式密切相关的，回答开放中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战略问题。

3、开放目的需从消除短缺转向提高效益
发展经济学对开放必要性的解释是消除资本与外汇两个缺口，中国对外开放初期的目的也在于此。中国劳动力十分充裕，自然资源也大量得不到开采，核心是缺乏资本。25多年来数千亿美元的外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资本短缺的状态。十分低下的出口水平使外汇在当时中国具有极高的稀缺性，成为进口先进设备、技术以促进技术进步的最大瓶颈。解决外汇缺口的主要手段是激励出口，包括本国产品的出口、来料加工以及发展出口型外资企业。可以肯定地说，对外开放到今天，两个缺口已经基本消除。尽管利用外资仍然是国家的政策重点和各地的发展目标，但是从国家整体上说（不是从单个地区来说）引资已经不是为了解决资本短缺问题。中国国内有足够高的储蓄率，银行系统沉淀着大量资金。引进外资的核心不在于获得资金，而在于获得更有价值的项目，开发新技术产产品。但是引资几乎成了一种惯性，外资本身而不是它的技术含量成为追求的目标，完全落后的、基本不创造就业或税收的、甚至需要地方政府付出各种代价的项目不断地进来。引资本身就是目标，引资实现了什么却不再重要。持续高增长的出口使外汇储备持续增长，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已经不缺乏出口能力。重要的是，在庞大出口能力的背后，是单纯的价格竞争手段和很低的出口效益。出口在更大意义上只是创造就业的方式，而赢利的效益目标则几乎被放弃了。
正是由于国内经济条件的根本性变化，对外开放的直接目的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既然两个缺口的弥补已经不是开放的直接目的，那么就必须在新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明确新的开放目的，而这首先需要完成基本理论与观念上的转变。

4、开放的难点从突破制度观念障碍向探索创新模式提升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突破制度障碍和观念障碍起步的，无论是特殊政策的基本架构还是特区先开放的道路探索，都是为了克服一时难以打破的制度约束，打破集权式的和行政性的管理体制；为了克服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即把市场经济的一些通行做法看作为资本主义的束缚。制度与观念障碍曾经是两个开放的根本性难点，可以说现在已经基本上消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采用旨在突破两个障碍的开放模式显然是不能适应需要的。模式的创新已成为对外开放新阶段上的战略主题。这一主题至少需要解决四个方面问题。一是如何实质性地提升出口竞争力，而不是继续依靠廉价手段；二是如何靠制度与软环境的改善创造国际资本进入的条件，而不是继续依靠优惠让利吸引外资；三是如何在各种现代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上提高占有率，而不是集中在工程承包市场上搞自相残杀恶性竞争；四是如何真正启动“走出去”战略，采用现代企业通行的跨国经营的竞争模式，从根本上改变国内生产向外销售的传统模式。总之，这里包含着一系列大的战略转变需要实现，需要理论的指导。

5、开放的动力机制从特殊政策型向规范制度型提升
迄今为止，政策优惠已经成为各地一切发展与开放问题的最主要手段，通过各种形式的政府减税让利，使企业获得比其他部门更有利的发展条件，给予企业市场准入方面的特别许可，等等特殊的政策安排是促进开放的基本动力机制。无数事实证明，随着开放水平的提高，以这种特殊的政策安排作为动力机制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的阶段。中国正在发生的转变是特殊政策向统一政策的转变，从政策激励向制度规范的转变。实现这样的转变，需要根本的理念上的调整。

6、25年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实现了飞跃
除了内部条件，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是需要开放观实现根本性转变的外部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机制，从而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环境。经济全球化形成了要素国际自由流动的新环境，也创造了国家全球化发展战略和企业全球化经营战略的新环境，这使得传统的出口导向战略变得过时。出口导向战略是约半个世纪前的开放型发展战略，其实施的世界经济基础条件是国际贸易有较大发展而国际投资尚未充分发展。这一条件使发展中国家需要选择以一种或数种产品的出口来拉动产业链的发展战略，即产品出口可以成为在不同程度上的整体经济的动力。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投资高度发展，出口可能只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特别是来料加工性质的出口更是只解决部分就业问题而几乎不具有产业链的作用。因此，出口的大发展并不意味着原来意义上出口导向战略的有效实施，经济的整体发展更多地来源于跨国公司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在国民经济的整体效应方面并不像出口发展的规模与速度所显示的那样高。这就是说，出口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工业化现代化正在推进的表现，而可能只是意味着本国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以要素流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探索同样以要素流动为基础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必然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出口导向。

7、25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进步已提出发展新的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进步从内部条件的变化上提出了新开放观的要求。在三步走的战略上，中国完成了前两步，实现了总体小康。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再到中等发达，更高的战略目标要求的社会经济进步的内容是不同的，从而与过去25年所已经实现的目标不同。全面小康所包含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各个目标都与开放的模式及其所带来的正副效应相关，扩大其正面效应有助于加速小康目标的实现，不能有效地消除副效应则会阻碍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实现富裕的战略与解决温饱的战略是不同的，社会发展的目标、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与摆脱贫困目标所需要的战略是不同的，开放模式必然需要根据这些目标的差别进行调整。

8、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为开放战略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
和平发展是我国在新的历史阶段上提出的新的对外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战略，它既是国际战略和外交宣言，又是发展理念与崛起之路。提出和平发展道路的直接原因，正是中国迅猛发展而产生的与世界各国经济关系中的各种新问题，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际合作与协调，也需要中国自身发展战略的调整，包括对外与对内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以后，受到世界各界人士的欢迎。同时国际社会又表示，希望看到的不只是中国的宣言，而且有中国的实际战略调整。。一方面，中国能否在实现自己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合作，能否在实现国力的提升后保持与各国的和平共处，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另一方面，中国能否真正持续提升综合国力，实现开放与发展的最大效益，则是中国自身所关注的。回应国际社会的关注，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任务都需要中国对开放观的更新。正如和平发展道路所强调的，中国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把对外开放与这些国内发展战略联系起来，正是一种新的开放观。中国正是需要以这样的新开放观来缓解自身发展中与各国的摩擦和矛盾，即实现发展过程中的和平，同样需要以新开放观提升开放的效益以真正实现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即实现崛起意义上的发展。

二、 新开放观与科学发展观

发展是广义的，是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笔者在这里提出新开放观，是从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上定义的。对于发展来说，开放是一条道路，一种战略，因而新开放观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方面，新开放观也因此可以称为“科学开放观”。

1、新开放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历史性进步，意味着发展更加理性，更加注重实效，更加注重社会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在一个国家中，发展战略与发展政策从属于发展理念，只有在更清晰、更理性、更高瞻远瞩的发展理念下，才有可能有更合理有效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离开了科学的发展理念，也就没有科学和正确的发展目标，那么战略和政策就可能为不合理的目标服务。
科学发展观包含着改革开放发展问题的全局和各个方面，开放观的提升，开放目标的再思考，开放道路的再探索，是开放的理论与战略问题，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更具体地说，那就是开放服务于什么样的发展目标，推动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解决什么样的发展问题。由于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新阶段上发展目标的重新定位，开放的理论和战略也同样需要重新定位。

2、以人为本在开放问题上具有特殊含义和相应问题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之一，在对外开放中也有其相应的具体含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外资对国民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外资企业严重地侵犯着人权，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一些政府管理部门注重的是外资项目本身，而对其中的劳工权益却不予关心。一些外资本身就是为了把低级落后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加上要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上尽可能更多获利，合法乃至不合法地在中国生产经营，完全不顾中国劳动者的全面发展问题。在一些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中，农民的利益严重受损，并且造成了他们生存与发展的长期问题。在城市的土地批租中，居民的合法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原因也在于政府的强烈的政绩意识和项目理念。总之，在中国激励性外资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外资数量目标下，外资企业对我国人权的侵犯更加剧了。只有当以人为本理念在开放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情况才有可能出现根本的改变。

3、对外开放也有全面协调发展的问题
“全面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之二。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间不平稳，有历史的基础原因，同时也有开放的现实因素。从沿海到内地的逐步开放战略是当时更现实有效的战略，但也相应扩大了发展的地区差异，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问题还在于，现实的发展基础使沿海比内地形成了比当年更好的开放条件，如果没有战略上的调整，开放还会进一步扩大这种不平衡。开放的物质成果对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社会与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问题也不断产生，需要开放道路本身的调整予以改善。总而言之，五大统筹是相互关联的，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这四个方面的统筹都与第五个统筹即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统筹相联系。

4、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开放模式密切相关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之三。今天中国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许多方面与开放模式相联系。由于发展水平低下，在国际产业结构大转移的浪潮中中国被动地接受了大量能源消耗型的、资源消耗型的落后产业。在以解决就业、开发资源为首要目标的情况下，这些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本身就是为了扔掉包袱才来投资的，中国实现了发展，也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制造了障碍。当中国为世界产业重新布局打开国门，为新的国际分工承担最困难角色的时候，国际社会又提出了环境保护的更高要求。当然环境保护也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说得更明确一点，中国目前产业结构所体现出来的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是发展战略的失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后果。在开放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一般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正在出现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可持续性。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出发，特别是由于中国庞大的劳动力队伍不断地进入出口主导的传统产业之中，国际市场已经无法承受巨大的供给压力，中国已经发展起来的地区不可能持续扩大、未发展起来的地区不可能模仿继承走这种发展道路。劳动力密集型发展战略已经进入了瓶颈，明显表现出这种开放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来料加工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更是这样，这种模式可能因为周边国家更便宜的劳动力成本而再次发生转移。从多样化的对外开放形式看，中国目前的开放集中在几种初级形式上，不能真正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进步，对外开放水平是不可能实现持续提升的。

三、 新开放观需要解决的理论、政策与战略问题

新开放观绝不只是一个新的理念，而是一个包括理论、政策和战略实践在内的综合问题。发现开放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开放观念的更新只是战略探索任务的提出。对新开放观在概念上界定其内涵，理论上进行创新，战略上明确需要完成的转变，是我们所面临的系统性任务。

1、如何突破传统的开放理论和对既定开放模式的认识
25年来，在众多学者和政府官员眼里，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依据是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概括为一条叫做“发挥中国劳动力富裕的比较优势”战略。这一观念深入人心，也在一些地区、一个时期行之有效。这毕竟是一种建立在一百多年前的理论基础，半个多世纪前的实践基础上的战略，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需要创新，怎样创新，我们基本上是不清楚的。25年前中国在接受这两种传统理论作为对外开放指导理论时曾经历过巨大的理论障碍，今天我们要突破这两种理论的局限正经历着同样的困难。当时有人认为中国不能简单运用“资产阶级自由贸易理论”作为自己战略的理论基础。如果说当时不能突破是比较保守的话，那么今天恰恰坚持这些理论是保守的，因为经济全球化已经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
理论上的突破是一个艰巨任务，观念上的突破是一个更艰巨的任务，因为这不只是理论家的努力所能实现的，而且还需要改变千百万实际部门政府官员的观念。比较优势也好，要素禀赋也好，既有科学的理论证明，也有清晰的实践方式，又经历了25年为广大政府官员所掌握。但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参与和融入，在理论和战略上则都还几乎是空白，这也就更难要求政府官员改变目前的行为方式了。从一种简单易行的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向复杂多变的参与全球化的模式转变，是一个困难而长期的过程。新开放观本身要解决大量理论问题，变成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可操作的实践更有一个艰巨的探索过程。

2、如何消除当前开放不利性的国内体制性根源
目前中国开放的不利格局有着深刻的国内体制性根源。一是片面的政绩观导致对个别开放指标的追求。由于出口增长率、外资项目数和资金数等指标是各地开放成就的核心指标，由于这些指标也在许多情况下创造了产值和就业，也由于我们还没有更好的指标来集中体现各地的开放成就，致使今天我们被这些指标主导着整个开放进程，在反映开放成果的同时掩盖了战略的失误。改变这种局面既涉及对各级政府开放成就的评价体系，也涉及经济发展的目标体系，远不是理论上对某些开放模式不利面的揭示所能解决的。
二是25年来形成的中国经济体制的竞争性发展模式。历史性的战略大转变使各级政府建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体系，分权式的改革又使地方利益和更好的发展条件与发展成就相挂钩，这样就形成了各地经济发展的相互竞争关系。在开放条件下，这种经济体制上的问题与以上政绩观上的问题相结合，更导致“付出再大的经济代价也要拿到外资项目”，“不论是否盈利也要扩大出口”的竞争方针，使开放的实际利益严重受损。

3、如何有效处理扩大对外开放与依靠国内条件的关系
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依靠和有效地利用好各种国同条件，是中国开放战略的一大调整。25年来强调的是加大对外部资源的利用，而和平发展道路则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提出这一道路是不容易的，实践这一战略是更不容易的。迄今为止中国的开放都是以利用外部资源为特征的——开放本身就是这个定义，依靠和利用好各种国内条件不能是开放的倒退，相反这实现开放的进步，这是一个难题。在更高的理论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要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方式，例如"走出去”投资，参与更高水平的国际分工，等等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减少目前这种与国际社会争夺资金与资源的开放模式，但是这些更高水平的开放方式并不是中国目前所能轻易实现的。再就依靠国内条件看，这些条件本来就是存在着的，没有很好利用是各种体制与机制性的问题，因而实现这种转变包含着体制与机制改革的全部内容。例如用好国内资金问题，由于缺乏有效的金融市场，国内的高储蓄率难以转变为投资，而外资却因为政策优惠、项目优越、市场现成等而容易成功。简言之，开放战略的调整包括利用好国内条件，而利用好国内条件却不是开放战略的调整本身所能解决的。

4、如何实现劳动力富裕积极意义的转变
劳动力富裕至今仍然是中国的最大优势，但继续片面利用这一优势却可能导致发展的不利性，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基于劳动力富裕优势，又不是继续像现在这样单纯利用价格优势，是战略转变的关键。劳动力价格优势和就业压力导致了今天中国的产业劣势，要在劳动力富裕优势基础上实现产业优势是战略成败的关键。这里关键的一点是要在劳动力数量富裕基础上建立起人才的数量优势，从而改变产业落后的面貌和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但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毕竟是大量一般劳动力的存在及相应的巨大就业压力，解决就业问题是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人力资源的开发不是一个短期可以实现的，在这以前我们仍然需要经受巨大的压力，面对痛苦的现实。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观念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廉价的低层次劳动力是中国发展战略的出发点，但却不能是建立长期优势的战略基点，实现劳动力富裕积极意义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5、如何实现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落后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是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低下的基础原因，没有产业结构的进步就没有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发展战略已经高度重视产业结构的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长期坚持这一战略中国可能实现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进步。但是，产业结构进步毕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我们的产业结构是与劳动力多、资本与资源缺乏、技术水平低等基本国情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不是因为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就可能立即改变的。目前的开放模式不仅不能实现这种转变，甚至还会加剧和强化这种结构的落后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同样有理由说，开放模式还严重歪曲了中国产业结构的真实进步。外资与合资企业为中国带来了大量新产业，夸大了中国产业结构进步实际所取得的成就。中国的一批新兴产业已经是国际化产业的一部分，它们的发展是国际大跨国公司全球发展的成就，但这些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产业结构进步的成就却仍然是一个问号。我们不能从现实中国经济的产出结构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而应当从中国资本、中国企业主导的产业中看中国经济真实的结构进步。我们承认外资对中国GDP、出口和增长等所作出的贡献，但我们只有用同样的方法考察中国资本的贡献度，才能真正看到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当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国际分工概念了，而需要新的产业全球化概念。我们也同样需要国家发展成就的新的评估标准，而不是把全球化经营下的GDP、产业进步和出口能力直接看作一个国家本身的成就。

6、如何使增长格局向更多依靠国内市场转变
在25年来的经济增长中，出口是许多地区增长的主要动力。始终高于GDP增长的出口增长率和长期的顺差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中国开放型增长的基本格局。扩大内需型的经济增长是从亚洲金融危机时提出来的，现在又需要提升为国家长期的发展战略，这意味着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实现这一转变是不容易的。国内市场的开发依赖于国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投资倾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可能还需要继续利用外部市场的拉动，同时开发内部市场的潜力，而不是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向型经济。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个二元性很强的大国，究竟什么水平的开放度，什么水平的外贸依存度是最合理的，有待于深入的探索。用现行汇率计算的外贸或出口依存度是不科学的，我们不能以此为依据提出应降低出口水平。至于更广义的对外依存度就更复杂了。

7、如何在利用外资中实现科技进步与自主技术创新
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是开放以来的一大主题。但是中国利用了这么多外资究竟实际上引进了多少技术却是一个不清楚的问题。对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专项研究表明，中国的技术进步并不直接来自于外资，外资带来的技术并没有成为中国的技术。在中国的产业进步中，大量关键技术的产权属于外资，实际上拉大了中国与世界的技术差距。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跨国公司以研发机构的方式大量进入中国，既是中国外资结构的进步，也是中国面临的新挑战。这些研发机构更接近于中国市场，更能开发出适合中国的产品，对中国消费者是一件好事，但对中国的科技进步与产品开发却是一个更严峻的挑战。外资获得了更多的知识产权，在中国占领了更大的市场，在中国的技术进步中占据了更强有力的主导地位。研发机构的进入也从人才上形成了对中国的激烈竞争。大量优秀技术人才被外资研发机构吸收，增加的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竞争压力。虽然从长期看中国的人才将得到培训，并最终为中国服务，但近期的竞争却毕竟是现实的。

8、如何减少对外资的依赖与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
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资依赖程度的提高既是开放的成果，也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新问题。一方面，中国强大的外资吸收能力构成了对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的竞争压力，在一些国家看来，中国吸收了国际上流向亚太地区更多的资本，就意味着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更少资本。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国际资本不是一个定量，而是一个随着投资机会而变化的变量，中国的持续增长及其前景创造了新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持续积累的庞大的资本存量是要求回报的，外资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也吸收了中国增长的一大部分成果。
既要从数量上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又要继续发挥外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最好的选择就是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在利用外资问题上，中国存在着与经济发展模式相同的问题即粗放型的道路，重数量而轻质量。在目前吸收外资的基础上，政策与战略的重点应当转向质量和效益。应当争取外资在产业先进性、技术含量、产业关联度、低消耗等方面的更高水平。当然困难的是，目前各地特别是初步起动发展的地区对资金的强烈需求很难强调这些要求，即使发达地区也仍然受到规模与数量指标的困扰。国家战略如何引导外资结构的优化和效益的提升，经济统计指标如何科学反映外资的效益，都仍然是有待专门探讨的问题。为减少对外资依赖而提出的把庞大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涉及到金融体制的全部问题，也涉及到企业制度的全部问题，就是说涉及到经济体制中最深层次而且目前的改革也是最困难的两大问题，不是外资战略本身的调整所能解决的。同时，25年来已经形成的增长的外资依赖格局也不是短期内所能改变的。

9、如何实现对外投资并获得效益
迄今为止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单向的，强调出口，进口开始放开；强调利用外资，而对外投资基本上没有起步。“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在海外拓展成功的只有少数。在大量引进外资的情况下，中国企业是否到了该“走出去”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待解决国内体制上的问题是全方位的。在以产品国内生产再出口的模式仍然可行的情况下，企业没有“走出去”的强烈意识和紧迫感；中国缺乏企业家，更缺乏懂得世界的企业家；现行的企业制度特别是国有企业制度仍然没有解决保值增值问题，面对“走出去”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中国企业缺乏发展跨国经营的战略优势，缺乏技术优势等现实优势，也缺乏开发市场优势等潜在优势的能力；企业制度等制度障碍还使中国在国际化人才争夺上处于不利地位。等等这些问题使中国企业基本上没有真正进入现代世界全球化经营的状态。
至此我们可以说，新开放观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全球化经营观，全球化发展战略观，而不是打开国门观。然而目前我们大部分人更认同的却正是后一种意义的开放，对全球化的经营发展战略基本上是模糊的。

10、如何参与地区经济合作组织
中国已经提出了参与亚太地区合作的目标和战略。东盟-中国合作是中国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组织，也是中国对外开放中的一个大战略。这一合作的核心是要建立起一个地区各国共赢的体系，充分利用地区合作的效益以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对外资与外部市场依赖的相似性，合作模式的选择并不简单，共赢体系的建立需要探索。在世界经济走向区域合作迅速发展，跨区域一体化合作不断新生的情况下，这一地区合作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

四、 新开放观与国家经济安全

国家经济安全已不是一个新提出的问题了，1997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国家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关注。但是在当时看来，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更多是指一国如何防范短期冲击引发波动，如何防范国民财富突然大量流失的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除了短期冲击意义上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家还面临着长期的经济安全问题。
从结构方面看，国家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是国民经济结构是否会陷入长期无法改变的落后状态，国际分工地位是否会陷入长期难以提升的不利处境。由于对外开放与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参与度深化了。尽管产业结构相对于封闭条件下有了显著的进步，但在世界经济整体中仍然处于低水平地位。尤其是由于跨国公司的投资，一批先进产业在本国发展起来，使人们不容易看到本国（劳动力和资本）在国际分工中的实际地位，看不清由本国资本、本国技术主导的控制的产业水平，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国家中本国的这大大低于该国经济的实际产出情况。对大量引进外资的国家来说，一些先进产业的存在只是作为跨国公司的加工工场，不论是出口还是生产的结构都不能实际上反映本国的国际分工地位。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先进的产业是由外国资本、外国技术控制的，人们必须因此而警觉其中包含着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和国家实力上的地位更加重要。过去在主要以贸易为联系的国际分工中，人们较容易看清楚国家之间的技术道路，从而有较高的警惕性和发展技术的强烈愿望。在以国际投资和跨国生产为联系的国际分工中，人们会误把跨国公司技术控制下的生产看作为本国产业结构的进步和技术进步，从而忽略其中正在扩大着的技术差距，忽略外资技术控制的风险。在生产跨国化的今天，进出口贸易及其产品结构事实上并不是一国产业结构的真实反映，而在很大比重上只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的表现。近一、二十年来，国际产业实现了大转移，这种转移是一个历史机遇，中国抓住了这一机遇发展起来。同时，它也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变革，一次转移所带来的国际产业分布格局将延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因而一国在这种重新布局中所形成了分工地位将延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从而也就潜在着历史性的风险
从数量方面看，国家经济安全是一国国民财富积累的相对速度较低，与发达国家绝对差距拉大的问题。对外开放的效益是相对的，当我们取得了发展与增长的同时，外国资本也获得了收益；当我们解决了就业和温饱时，外国资本获得了财富的积累。无数微观例子和宏观的分析都证明，投资国比东道国获得了更多的财富积累，穷国在发展，但是在与富国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实现的。服务业的国际投资特别是专业服务和现代服务的全球化，包含着显著的财富积累差距拉大的问题。专业服务和现代服务是以智力为基础的产业，是高增值的产业，也是以发达市场经济规则为基础的产业，在这一领域中发达国家拥有显著的优势，这一领域的全球化意味着发达国家更大的专业服务市场，从而更快的财富积累，意味着发达国家靠脑力劳动，发展中国家靠体力劳动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强化。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对此必须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进行思考。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贸易利益的分配曾经是一大难题，不但在理论上难以有一个清晰的答案，而且在实践上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情感，落后的民族国家为开放的相对不利性甚至宁可不进行贸易而强调独立发展。今天，这样偏激的战略选择已经没有市场了，但是经济全球化事实上只是使国家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更隐蔽了，复杂了，长期化了，更无法单从商品贸易的价格比来说明了。这些问题本质上就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新开放观主张积极的对外开放，更有效益的对外开放，在这一前提下探索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这是探索应对经济全球化战略的需要，

（2004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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